2014年3月26日，知名爆料人周筱赟就“嫣然事件”再发一条微博，“我揭露李亚鹏的目的，就是想通过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以下简称“红基会”)下属嫣然天使基金(以下简称“嫣然基金”)的个案，推动制度建设，即尽快以立法形式确立公益组织的强制财务公开制度!”

　　此前一个月，2月26日，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永光、北京大学法学院非营利组织法研究中心主任金锦萍、北京大学公共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师曾志等公益界资深人士，齐聚第一期“正益论”沙龙，探讨嫣然基金遭遇的制度困境，引发公众对“嫣然事件”的新一轮关注。

　　至此，发端于2013年12月的周筱赟质疑嫣然基金事件，在当事人双方的质疑、回应中演变成一场拉锯战。然而，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公益慈善专项基金的职能、权利与义务，并没有在这场争论中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嫣然事件”始终迷雾重重。

　　“对于专项基金，我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动员社会慈善资源的方式。至于个别专项基金遭遇质疑，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所有的机构都有可能遭遇质疑。公众对于公益太过苛刻，这不是一个好现象。”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汤敏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特殊的公益产品

　　1999年9月，民政部曾印发《社会团体设立专项基金管理机构暂行规定》，首次对“公益慈善专项基金”下了官方定义：社会团体专项基金是指社会团体利用政府部门资助、国内外社会组织及个人定向捐赠、社会团体自有资金设立的，专门用于资助符合社会团体宗旨、业务范围的某一项事业的基金。此后，官方再也没有对“专项基金”进行过法理上的界定。

　　现在，红基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下简称“青基会”)、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等老牌基金会名下都有众多专项基金。其中，红基会名下的嫣然天使基金、青基会名下的爱心衣橱基金及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名下的免费午餐基金，已是广为公众熟知的专项基金，无一例外的，它们皆由社会知名人士发起。

　　金锦萍曾接受民政部委托开展“非营利组织中的专项基金”研究项目，她在调研中发现，很多企业、企业家和家族，虽有心成立慈善基金会，但苦于基金会的登记门槛较高、流程繁琐，因此纷纷以挂靠在一家基金会下面实现“曲线救国”。

　　在红基会副理事长刘选国看来，专项基金是基金会为社会提供的一项服务，“对于资金量不是很大的捐赠者而言，设立专项基金，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它可以借助基金会专业的工作团队来帮助执行项目，不必成立专门机构，不用雇佣人员，也省去了每年去民政部门申报的麻烦，以更经济、更高效的方式帮助捐赠人实现公益目的。”然而，事实并非绝对如此。爱心衣橱基金、免费午餐基金等都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和执行团队，每年都会产生几十万元的运营费用。

　　对于专项基金的发起人而言，一家兼具公信力与影响力的基金会是理想的挂靠母体，不仅可以借助母体的公募资格面向社会募集资金，亦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一定的自由生存空间—实现自己的公益理想，灵活的退出机制。然而，自由必有代价，由于专项基金没有独立的法人资格，因此不能拥有自己的公章和独立账户，所有的募集资金都要先进入母体基金会的统一账户，最后由专项基金执行团队提出资金使用申请，才能进行拨付使用。曾有几家专项基金，如免费午餐基金等，短暂拥有过自己的公章，但“郭美美事件”一出，这些公章均被民政部敦促挂靠母体基金会悉数收回。

　　此外，专项基金还必须每年给母体基金会支付5%10%不等的管理费。当然，也有例外。2011年爱心衣橱基金成立前夕，发起人王凯试探性地向青基会秘书长涂猛提出管理费减免的申请，经过青基会内部讨论后，涂猛决定免去爱心衣橱基金的管理费用。某资深公益人指出，这是不可复制的特例，青基会也许是看重爱心衣橱基金发起人王凯、马洪涛等人的社会影响力，希望其为增加青基会的品牌美誉度助力。

　　专项基金是红基会的“重要的捐赠渠道”。2012年，通过专项基金渠道筹到的善款占红基会当年筹款总额的80%以上。红基会的专项基金分为自己发起成立、与企业合作发起成立、与媒体合作发起成立、与社会知名人士发起设立四大类。为了加强对专项基金的联络和规范化管理，红基会于2009年专门设立专项基金管理部，负责主要专项基金的联络和管理，一部分自主发起的专项基金由项目部和筹资部管理，与媒体合作设立的专项基金多由宣传部管理。成立及管理这些专项基金的依据，是红基会自行制定的《中国红十字基金会专项基金管理办法》。

　　成立专项基金，对于基金会而言，只是前端工作，后续的监管和项目执行更为重要。为此，红基会制定并执行了严苛的财务监管，所有的募捐所得都要先进入红基会的统一账户，红基会根据专项基金提出的费用预算申请作出资金拨付决定。此外，红基会还主动为旗下的专项基金管理团队做财务和法律上的培训。为避免遭受关联交易、利益输送等质疑，红基会在进行重要商品、服务采购时，出台了招标采购等规定。极端的情况是，甚至连专项基金管理团队成员印制名片，都需上报红基会批准。

　　“很多专项基金发起人抱怨我们管得太严了。”刘选国笑道。从2007年开始，红基会对主要的专项基金展开审计，并在官方网站二级页面上公示。不过，对专项基金的审计并无政府部门的统一规定，以嫣然基金为例，嫣然基金每年公布的审计项目只有年度收支表，不包含资产负债表、业务活动表、现金流量表、财务报表附注等信息。而只有通过财务报表附注，才能了解关联交易信息。这也是周筱赟认为嫣然基金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的原因之一。

　　专项基金亦有退出机制。根据发起人和基金会的约定，大部分专项基金都有一定的存续期限。红基会旗下的专项基金由鼎盛时期的60多家缩减至现今的约50家，有的因存续期限到期而正常撤销，有的是因运作不规范，达不到设立标准而被整顿、撤销。

2009年11月，“崔永元公益基金”在哈尔滨举行慈善拍卖会。

　　孵化器的使命

　　“基金会应具有孵化功能，当一个基金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放手助它成为一家独立基金会，也是一家公募基金会的使命之一。”刘选国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2011年1月11日，王石、马云、马蔚华、冯仑等商业大佬云集深圳，参加由李连杰发起的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的成立仪式。壹基金从此由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的一家专项基金转变成一家公募基金会，具备独立法人身份，可公开募款。

　　据知情人士透露，李连杰最初想成立一家公募基金会，但与民政部商谈时，民政部觉得没有民间成立公募基金会的先例，担心会牵涉到民间非法集资等隐患，拒绝了李连杰的请求。不得已之下，李连杰转而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合作，让壹基金成为设在其下的一个专项基金。

　　与李连杰“曲线救国”不同，崔永元基金最后升格为第一家直接登记的北京市地方性公募基金会，则是顺势而为的结果。

　　2007年9月，崔永元和红基会共同发起成立崔永元公益基金，并将基金的长期目标定为“乡村教师培训”和“口述历史—非物质文化遗产收集保护”。但崔永元开展的公益项目资金不完全来自专项基金，不少资金来自其他渠道的捐赠，冯仑就为其免费提供一栋位于怀柔的办公小楼。由于这些资产不能进入崔永元公益基金统一管理，崔永元深感苦恼。一些专业人士建议他成立一家独立基金会。2013年8月6日，北京市永源公益基金会注册成立，成为北京市第一家无主管单位登记的地方性公募基金会。

　　同为青基会下设的专项基金，爱心衣橱基金成立两年多来，由于公益项目规模迅速扩大，社会知名度和美誉度持续上升，青基会领导曾多次对爱心衣橱基金执行总监乔颖表示，“你们已完全按照一家基金会的运作模式跟我们进行合作了，将来你们自己成立独立的基金会毫无问题。”

　　青基会对爱心衣橱基金可谓亲睐有加，专门派一名会计核算爱心衣橱基金的账目，仅爱心衣橱基金的捐赠项目，就超过青基会其余公益项目的账目。“青基会建立了稳定的大客户捐赠模式，流程、宣传都已系统化，的确对我们显示出了足够的耐心。”乔颖表示，“除了日常需要派专人与我们沟通，核对账目、审批项目之外，青基会还时常帮助我们对接大客户资源。”

　　把基金孵化成基金会，并非基金会孵化功能的全部体现。友成基金会正尝试把本基金会旗下的公益项目发展为基金。“常青义教”原本是友成基金会旗下的品牌公益项目之一，通过调动退休教师资源下乡的社会创新方法，使贫困地区学校与城市共享优秀教育资源，缩小城乡教育差距，现已升格为一个基金。“常青义教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育后，已能自负盈亏，达到独立筹资和运作的标准，我们顺势它分离出去成为一家基金。”汤敏告诉慈传媒《中国慈善家》。

　　事实上，无论是专项基金还是所属的母体基金会，皆在合作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

　　对于设立专项基金的基金会来说，挑战来自多方面，既有外部环境发展带来的工作难度加大，也有与专项基金执行团队合作时所需的工作方法创新。

　　按照2004年颁布的《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市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并无基金会注册登记的权限。但是，相关政策正在松动。2009年7月，民政部与深圳市共同签署了关于民政事业综合改革合作协议，授权深圳开展基金会登记管理试点探索。上海、北京等城市也紧随其后，2012年，民政部把非公募基金会登记管理权限下放到广州市民政局。某公益从业者指出，“随着非公募基金会注册登记的逐渐放开，专项基金升格为基金会的步伐可能加快。此外，一部分原本打算成立专项基金的人群会被分流出去，直接成立基金会。这将对红基会这样以专项基金为发展重点的基金会形成不小的冲击。”

　　基金会的挑战还来自对专项基金运营过程中的风险难以把控。因此，基金会一般会刻意与专项基金保持一定距离。

　　饱受周筱赟质疑的嫣然儿童医院的建立过程颇为周折。李亚鹏曾向红基会抛出合作发起建立嫣然儿童医院的方案。“考虑到红基会缺少监管医院的专门人才，以合作方的名义介入可能会带来监管风险，最终决定以资助方的名义出现，并对嫣然基金募集来的资金进行监管。”刘选国说。

　　基金会因为管理体系比较系统，过分谨慎，往往不能很快适应现今公益慈善发展模式及速度。2011年，一位宁波爱心妈妈提出要为爱心衣橱基金举办一场募捐活动，由于活动场地选在商场，需要爱心衣橱基金出具证明报备当地相关部门。爱心衣橱基金报请青基会，青基会委婉地建议举办此类活动要慎重。“青基会也有自己的考虑，由于活动在异地举办，出于安全等方面的考虑，其实可以理解。”乔颖说。

　　为了更好地与青基会沟通合作，乔颖曾表示希望能更多参加青基会开展的活动。她曾申请希望能参加青基会定制、基金会培训中心开设的第三期“基金会培训中心秘书长必修课”，亦曾表示希望参加全国青基会系统的年终大会，以此和各省青基会交流沟通开展合作，但是都没能如愿。

　　“部分基金会执行力低下，在慈善晚宴上达成的捐赠意向，报批基金会批准盖章，往往得花费两三个月走流程。最后，捐赠人都追着我们要求尽快落实捐赠意向，我们只好不断地给捐赠人道歉，这让我们多少有些被动。”一家专项基金的负责人向慈传媒《中国慈善家》抱怨道。

　　现在，基金会及专项基金面临的挑战犹存，“嫣然事件”也在不断发酵、升级之中。但正如金锦萍在“正益论”沙龙上所说，“对嫣然基金的质疑，很多都是制度上的问题，需要从制度变革上来解决。”对专项基金进行正本清源、拨云见日，亦是这场“制度变革”的题中之义。